羽生结弦会参加三次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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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这点浩然气鼓舞了,情不自禁地回答:“我会见证的。”
他对着海浪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头来向我微笑:“那我很期待。”
——但为了这句冲动之下的承诺,我实在付出了太多。
奥运会在二月举行,本来就是我赶毕业论文的关键时候。为了空出这段时间,我从日本回来的整个学期都过着难以言喻的生活,整个人忙得脚不沾地。有时羽生结弦要控制运动量来保证健康,反而没那么忙,开玩笑说不知道到底是谁要去参加奥运会。
我苦笑连连:这已经是此行最简单的一部分了,即便我再不情愿,也是握在我手上的。几年前我坐在多伦多的公寓地毯上问他是不是下届冬奥会在北京举行、他会不会参加的时候,是绝对没有想过出现在北京对我来说竟然是这么难的一件事。这时节作为普通访客回国已经极为不易了,但也不是不能成行——可那样的话,就只能按照普通观众出现在奥运会场,恐怕就基本没有可能跟下来他的比赛了。倘若作为随行人员,这又是有点不容易的:不同于普通的比赛,奥运会严格地按照国家来申报名额。如果是要按照他的私人工作人员进行安排,一串纸面官司的麻烦不说,我又得事先进入日本进行训练和隔离,殊为不容易——我可是个需要走不同手续的外国人。
放在往常,我早就开口说罢罢罢,二十一世纪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倒也不必这么麻烦。但这一次,我犹不愿就此放弃:羽生结弦一生大约会参加三次奥运会,这是很多人不必多言就心知肚明的共识。
第一次在索契,那个时候我只是他朋友中的一个,自然没有什么立场和动机去请求随行。那时我也不甚了解他的水平和壮志,甚至不知道比赛分为短节目和自由滑两部分。对我来说,他能出现在转播镜头里,就已经令人敬佩了——我当然也不过于在乎最终结果,或者能否到场观摩,只是祝愿他能够称心如意。
第二次在平昌。尽管那时我已经非常在乎他能否称心如意,也被反复请求到现场观看他的表演,但出于一些令人发笑的理由,我不肯选择出现。这其实是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就算并不会有什么冥冥之中的负面影响,他也是跟随国家队伍出行的,众目睽睽里,难免平添麻烦与风波。但后来想想,潜意识里我是相当相信他的——就算我不去,他也是能做到的呀。
但这一次,我无比希望能出现在奥运现场。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四年前我能自信地选择“不去”是一种多么宝贵的特权。那时我相信他肯定还会有无数比赛和下一次奥运会、相信他当然能带着金牌回家、相信他无往不利、相信可能影响他发挥的只有玄学因素的傲慢。但选择的余地也并不存在,因为即便是在他周围,坚定相信他的声音也是那么少,所以我必须如约而至。
对他而言是此战背水,于我则是漫漫无归路。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回过家了。
一种余哀淹没了我。
场地外的规则折磨着我,而冰场上的规则却在悄悄地吞噬着他。我尽量不把这些事带到他面前,羽生结弦也不愿多说和冰联之间的龃龉。但有时这种情绪不是能全然压抑得住的。在秋日里为了手续反复申诉的过程中,我终于控制不住大哭起来,“我好想回家,我好想回家时就能见你啊——你知道么,你比赛那里就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呀。我出生就在北京啊,我好想回家啊……”
我听得分明,他在电话的另一头轻轻抽泣了一声。我不是唯一一个被为难了的人。
好在几经周折,在转过年来的一月底,我还是夹着电脑入境了日本,被机场酒店的老旧空调吹得哆哆嗦嗦的,于是不得不在航班上一边抖着手改论文,一边担心自己不会是感染了吧,悄悄拉下口罩用糖果给自己做测试。
幸而命运这个时候没有跟我开玩笑,在日本队集体启程出发的这一天,我在酒店里解除了隔离,和他成功汇合了。
我拖着大包小裹出现在他面前,自知现在的形象不太光鲜,即便是我妈看了都要喊一声“祖宗您是逃难去了吗”,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让你没赶上出发了……”我出发的时候波士顿暴雪,连着取消了两天的航班,不然我应该更早一点能到东京。
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接过我的箱子,口气相当轻松似的,“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和他们一起去。”
可能确实是这样,也可能不是。我知道多少媒体盯着他,日本队里又有多少人在讨论着他。但自我一开始提出这个担心的时候,他就保持着这个决意特立独行的口径,于是我也无从知晓真实的答案了。我唯一知道的是,这真的是一趟过于奇特的旅程。倘使一个人回到故里的时候,要拿着另一国的证件跟着他们的队伍出行时,“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荒谬还真是会时时刻刻让人哭笑不得。这不是我故意假装外宾来和翻译们逗趣的时候了。我坐在封闭的转运巴士里,把大半张脸贴在玻璃上,贪看一眼四环桥上的车水马龙,几乎要把鼻梁都压扁了。
我信手指给他看,“这里二十年前还是一片庄稼地呢,我爸爸以前就在这里施工。诶,这楼好像就是他盖过的……诶,是不是啊?”
其实我也分不清了,只是追着童年记忆里的一点模糊影子在胡乱猜测罢了。可叹今日重来虽然尚未白首,也是欲寻陈迹都迷。
他难得地不说话,只是看着亢奋地一路指指点点的我抿唇微笑。
兴奋劲儿过了,我也觉得没意思了,只是瘫倒在座位上长叹一声,“如果没有疫情多好呀,我可以带你出去玩。我都好多年没回北京啦。”
“会有机会的。”他想了想,这样说。
是啊,总还有机会的。不过等到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就没什么心思去想这些了——那是我颇为不愿意回想的一天。
我告诉过我的朋友们自家男朋友是个在多伦多认识的同龄日本人,也告诉过她们我很喜欢羽生结弦。虽然她们知道相当多这段恋情的细节,但我确实没有当面锣对面鼓地直接戳破过这件事。除却免得惹来媒体风云以外,有时多留一点神秘感也是好事,这样她们就不会把那个品行高洁艺术气息浓厚的羽生选手和绕开所有正确选项最后选了奇怪新款公仔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愣头青直男联系在一起了,还可以继续颇有想象空间地观赏比赛。
于是她们毫无顾忌地和我分享观赛心得,对我反复表露的忐忑非常不以为意,在忙着工作的间隙回敬我:“短节目有什么可担心的,羽生结弦还能被初赛淘汰?”
我想了想,也是,这倒是从没发生过。人可能就是容易关心则乱。
——直到我真正地坐在他妈妈的身边看到了比赛,我才在怔忪中领悟,原来一切都能发生啊。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能这样呢?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觉得是自己记错了他的预定动作,又觉得也许是他临时改了动作编排也说不定,一边在心里算了好几遍,一边抓着他妈妈的手不敢置信地问:“这是跳空了一个吗?他跳了吗?”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把我虚拦在怀里,“……是的,跳空了啊。”
……原来真的会这样啊。
我愣愣地看着场地里那个还在跳跃的身影,如遭雷击。那一瞬间,最先袭向我的念头并非是分数,而是“他是不是突然伤病复发了”。我看了一会儿,发现他后面的动作标准得像教科书一样,和我印象里的排演别无二致,于是将将放下一些心来,却又被别的哀愁淹没了。
他该有多难过啊。
我犹不死心,在他下场的时候按着手机去看网络转播,正好比现场慢一点,让我看清了各项打分:他确实第一个跳跃就空出来了。那不是我错误的观测,也并没有裁判突发奇想地放过他。
会场里的大屏幕给了场边等候成立的羽生结弦一个镜头。他似乎是唯一一个没有裁判陪同的运动员,只是抱着那只公仔毛绒,像个被世界抛弃的小孩,让我油然而生了一种不平和委屈。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能这样呢?
我设想了无数可能的场景。说实话,这几年规则和裁判对他越来越不友好的事情我不是没有耳闻。伤病,年纪,被疫情约束的训练,这都是一些潜在的风险。我想过他一举成功拿下第三枚金牌的景象,也想过他尽兴而为却惜败给对手的可能,甚至想过因为伤病他不得不在赛前退赛的情形——但每一种都是那么酣畅淋漓的或喜悦或悲壮。可怎么会就这么跳空了呢?仿佛什么都没开始就结束了。
最终的成绩很快就出来了。他依旧平静地在道谢致意,但我看得出来,他快要哭了吧。
……也许不是,毕竟他久经考验,应该比我坚强得多。但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于是站起身拍了拍他妈妈的肩膀示意,等不及回答就匆匆向外走了出去。
我靠在一条无人走廊的墙壁上,呆愣愣地看着那盏滋滋作响的白炽灯,心里空荡荡的,仿佛有人在寒冬腊月一脚踢开了窗子转身就走一样,四面漏风,不知所措。
我花了一会儿稳住心神,想着无论如何不能着了相,让他看见我的难过和失落——毕竟还有后面的比赛,而且我又不在乎他到底得了第几名。
只是我发现到他应得的回报离他越来越远的时候,还是会替他难过。
我抹了一把脸,努力挤了挤眼睛,确认自己仍旧挂着与平时相同的轻松笑容时才去看手机,想知道他有没有结束收尾工作。羽生结弦还没有来任何讯息,但我收到了另一位男士的留言。
“我看了直播,表现得太棒啦。还给了你一个镜头呢,我女儿太美了,给你们点赞。”
“你们在首体吗?能出来吗?爸爸来北京出差了。”
他在我任何艰难的时候都是最坚强的盾,能让我安心地着陆,似有所依。天塌下来没有高个子也有他顶着。我当然知道这个时节没什么值得他特意出差来谈项目,他是为了见我才随便找机会跟了个什么项目飞过来的。于是我不由得微笑起来,把电话拨了回去。
几十分钟后,我站在体育馆前北风呼啸的广场一角,对着几道围栏隔出的安保隔离带外的一个小小身影奋力挥手。就算看不分明,我也清楚地知道那是谁。于是隔着八百多个日夜、几十米的冷空气和万丈红尘,我终于见到了父亲。他冲我比了比向后看的动作,于是我回过头,发现身后巨大的LED屏幕上,还播放着有羽生结弦身影的宣传片——这可能是全世界最滑稽的亲子见面场景了。
于是泪水终于冲破了眼眶,直滚下来,濡湿了我的口罩。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
难道所求的是家人在旁就这么难吗?难道图谋的是每份汗水都有回报就要开这样的玩笑吗?直当是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么?
我好想回家,扑在父母的怀抱里哭诉这些遭遇。这却是不能够的,而今我的肩膀也要用来顶着这一方天了。于是我向父亲挥手作别,又忍不住扯着嗓子大喊了几声劝他放心地回去,别在外面受冻吹风,继而恋恋不舍地又看了一眼,这才转身跑回了会场。
我在故乡的寒风中汲取到了一些别样的温情和安慰,急于把它传递下去。这个时候,可能有人更需要一个拥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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